何勇：摇滚，是怎样的黄粱一梦啊！
依然有青春期的孩子，在长高，荷尔蒙有时太多了，就拿起电吉他，前仆后继。那是青春的热病，像天花，总是要这样挥霍过，后悔过，放弃过，然后就好了，回到办公室里。如果有一天，你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微笑着说“我当年也是搞过乐队的”，你会想，青春多么相似。命运是很平等的，没有谁比谁更幸运。
文丨吴虹飞
2004年一个冬天的晚上，何勇突发奇想，要做一个红墈摇滚演出的纪念活动。
他兴冲冲地通知了记者们。何勇要复出?摇滚拥趸们又惊又喜。而那个晚上，“魔岩三杰”中就只出现了他一个。黑压压的酒吧里，挤满了人。音乐开始了，吉他啸叫着，何勇穿着海魂衫，尽情呐喊，摇曳生姿。人们像热带鱼一样，游来游去。很多人出了很多汗。
“你看，才说了没几天呢，就来了500多人。”他对好几个朋友炫耀。演唱完后，开庆功宴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：“那天真是太热了你说为什么这么热呢?“有没有漂亮的姑娘来看?”他露齿而笑。这个曾经疯了的、没有长大的大男孩，他有时表现良好，言语之间热忱坦率，带着些语言的快感，让那些年轻记者们、摇滚铁托们感动无比。
那个晚上，有人在想：啊，多么好玩，就像好多大人在陪一个小孩子玩游戏。是的，大家都长大了，他却没有。曾经他们都爱戴他，把他看成——摇滚英雄。
每一个孩子都在自己的梦里不肯醒过来，何勇也是。窦唯在一次采访中戏言”摇滚误国”，何勇就生气了，大声理论着：摇滚怎么误国了?私下里，他也对玩摇滚的小年轻说，玩摇滚做什么?还不如去卖麻辣烫呢，都吃不上饭哪。
那天晚上，何勇喝多了。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，他才从亚运村的寓所里爬起来。有朋友约他去人民大会堂看《天下无贼》，他匆匆赶到，坐在最后一排，片子已经开始了几分钟。当刘德华死去的瞬间，他流了泪。
看完电影，已经快十点了。他穿过天安门广场，没有走人行道或者地下通道，而是径直跑过了很大很大的马路。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小雪，雪落地立即融化了，空气里清冽的味道很好。他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决定去钟楼看一看—那是他“生活过、战斗过”的地方。他的钟鼓楼，他的父亲，一个技艺高明的老艺人，在那里弹着三弦。他的父亲和他一起登台红墈，满场子的年轻人甩着长发，他却比自己的儿子还有范儿。何勇那时作为一个摇滚音乐的表演者，他是多么会表演啊，他是多么年轻啊。“香港的姑娘们，你们漂亮吗?”香港人被这样的问候惊呆了。遥远的大陆，有着这样时尚的、这样惊世骇俗的、浑不吝的、没心没肺的少年人?那是何勇最可堪骄傲的时期。
那个时期永不再来。如流星一样绚烂划过，“魔岩三杰”各走各路，各自沉默萧索踽踽前行。张楚偏安于青岛，醉心于电子音乐。他越发寡言，在海边过着安静的生活，有时也为这样的宁静微微沾沾自喜。而北京的小圈子里，流行着关于窦唯离婚后如何穷困潦倒的小段子，但窦唯没有出来辩解过这样的难堪。他们再没有在同一舞台上出现过。摇滚是怎样的黄粱一梦啊。
1994年，摇滚的声音出现得正当时候。他们本来就大不相同，本来就是非常独立的音乐。他们彼此不相像，却集结以制造声势。可是，滚石的魔岩唱片撤出内地，他们立刻就成了没娘的孩子—再没有版税收入，也没有演出可以赖以生存。
“我中蛊了。”
“明天要开庭了，有点儿紧张，再做一个面膜。”被人看到了，笑了一笑。何勇式的语言幽默，让人有快感，却让熟悉他的人欢乐不起来。
2005年何勇只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与新浪网打起了官司。他认为，新浪网登载他在贺兰山演出的视频录像，未经许可，也未曾付给他报酬，系侵权行为。
审判决的结果是何勇胜诉，但并没有实现起诉书上50万元的赔偿请求，他只得到了一万元的诉讼赔偿。何勇对此不满，并准备继续上诉。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，何勇在网上拍卖当年魔岩唱片的监制人张培仁帮他买的琴。
斗士何勇、愤青何勇、朋克何勇，穿着海魂衫，在台上肆意弹着吉他的电音：“有没有希望,有没有希望,啊…”
过去，他曾经是一个好孩子。小的时候，他演电影。长大后，他背着琴，组乐队，四处演出。后来，他发唱片，横空出世。再后来，他得了抑郁症。
电影《金色池塘》里，那个老人去捡草莓迷路了，脑子出现了空白。这也是何勇这几年经常出现的情况。“除了抑郁症，还有精神分裂症。可能来自Na年，那一期间是受刺激比较大的。或者这种病有遗传，我姑姑有，我奶奶也不太正常。也有可能来自我的生活，来自女人。”
他时常感到激愤，为着这看不见的“压迫”：“你不就等着我干这行，然后灭我吗?“什么儒家，全都是法家和厚黑！”“我承受的比别人都多，到现在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。”“中国就坏在聪明人太多。”
有时，他的观点听起来铿锵、宏大、合理，与一以贯之的英雄主义相辅相成：“我的愤怒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崇尚的是曼德拉和甘地，我的暴力是被人陷害，或者迫不得已。一种动物性的自我保护，而且到了崩溃的地步。最大的痛苦是消灭了爱和美。我有很大的爱，但无法给予。这个民族的审美和爱都受到了彻底的摧毁。中国的将来寄托在女性身上了。
“我1997年第一次进医院。大概有一个月，在回龙观，强制性去的，进去后就打针，现在都想不起来怎么过来的，我现在判断力和记忆力还不行，一天只有几个小时能维持清醒的状态。就有心没劲的感觉，现在真正的打架根本不行。我也被打坏了。”
他总是奉劝大家，如果没到需要吃药的地步，不要轻易吃药，因为“洽精神病的药挺贵”，也并不能“解决实质问题”。每天吃药，结局是发胖，“最开始胖成崔永元，后来胖成高晓松，最后胖成了刘欢”。
他总是荒唐的。当年因为唱片版权的事情，他提着斧子去找大地唱片的刘卓辉，要砍人，把伊吓得花容失色。后来，他还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，最严重的一次，家里失了火，殃及了邻居。都市报的记者坐着飞机赶来，“摇滚歌手何勇纵火”的大标题出现在各地的大报小报上。经年过去，那场火灾和他的音乐一样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而许多年后，他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形，不知道究竟是“纵火”，还是“失火”。
现在，他是一个乖戾的、反复无常的人。一个小时前还和一个朋友握手言欢，喝了酒后他就开始发怒，他觉得对方也许是一个居心险恶的坏人。他开始和人吵，架摔东西，在大街上怒气冲冲地乱跑。有一次，在深夜弥漫着雾气的湿漉漉的街道上，他突然发现自己钱包不见了，身份证也不见了。他开始到处借钱，他还要游说别人来发唱片，做演出一他想重返舞台，却不肯放下摇滚明星的架子。他总是想做许多事情，却总也做不成——他集中不起力气做它们。这常常使他绝望。
他众叛亲离。许多朋友不敢和他太接近，不知道他下一分钟又变成什么样子。“我中了蛊了，失去判断力失去时间失去是非、失去一切的人。我失去友谊，女孩全都背叛我而去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”有一次，他在北京的大街上失声痛哭：为什么他们都要离开我?我那么爱他们！然后他跑到卡拉OK包厢，抱着话筒唱范晓萱。
一年前，许多记者要采访他，询问他摇滚乐的春天在哪里?真是啼笑皆非，他哪里看到过春天?多么虚幻的繁荣。“我们的听众现在都比我们过得好。”他说。
这是现实。另外两个著名摇滚歌手也都不富裕。可是无数的媒体记者依然追问他们：摇滚的春天何时到来?摇滚的出路在哪里?如何看待十年前的辉煌?—那是辉煌吗?昙花一现，情况复杂的中国，哪里适合过摇滚的滋生与成长?1997年之后，多少地下摇滚乐队默默成长，在北京偏远的树村东北旺，它们中很多羽翼未丰就已经死在摇篮之中。活着的为了参加音乐节要挤破了头，而音乐节，一个盛大的音乐节，为了能够亮相，多数乐队都没有一分钱的打车钱。此外，他们有时还要面对的是，不能保证的音响效果，台下无数人的大声聊天，还有时不时飞上来的矿泉水瓶子伴随着骂骂咧咧。什么时候，摇滚乐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狂欢?
“什么他妈的摇滚乐，简直是扯淡。连宗教都儒化了，摇滚乐能怎么着?摇滚乐的这帮孩子们太没文化，太没头脑，而且鼠目寸光，在笼子里不断跑，太可怜了。
音响师什么的都有钱，就这帮孩子吃不上饭，凭什么啊?真他妈的让我难受。在成名的道路上已经累得半死了，成了名后就让你全死！我出了一张专辑，成了活雷锋，我要再出一张，我就成了死雷锋了！”时不时，他怒气冲冲地说：“老子不干了！”
他病了很久，时而好，时而坏。做不成事儿，每天游逛，害怕空荡荡的亚运村的屋子—那本来是他的新房。他遇到一个姑娘，很快地，要和她结婚。在大家都还来不及相信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们在一个月后就离了婚。一场荒唐，谁都受了伤原来谁也玩不起感情。
然后是失去心爱的狗。那只狗病重了。他甚至不会带它去看病，他只会难过。它陪伴了他很久，忠心耿耿。最后它感染了一种真菌，浑身散发着味儿，它依然要跑到他跟前，依偎他，嗅他，拱他，亲近他。他母亲含着泪，带着狗去看兽医。医生说，会感染到人，而且狗也活不长了，最好是安乐死。他不肯。他母亲说，那怎么办?它难受，它迟早要死。他就冲自己的妈妈发了火。伤心的母亲在屋子里，一声不吭地抽着烟。她相信自己的孩子脑袋是出了毛病了。
最后，狗还是死了。那天，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给他打了个电话，通知他这个事实。他挂掉电话，开始咒骂，在大街上疯跑，找人挑衅，无法控制悲伤，丧失掉自制的能力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只知道，陪伴自己的最好的朋友，死了。
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因为他开始记不得事情。他说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。似乎在很久以前，她跟了他很久。但她其实身上有两个人，她先是一个人，然后又变成另一个人。他在纽约和一个女孩子一起住过，她叫云梦诗。在列侬的忌日之时，她和他到中央公园的列侬墓前献过花儿。他热爱列侬一一所有人都热爱列侬。
“我是对爱情很向往。”但爱情却也是他的病根之一。“80年代的女人特别混乱，你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。如果你对一个女孩一夜情，她不愿意，你要和她专心也不行，弄得我特别混乱。女孩的社会价值也很混乱，一会儿西方式，要解放，一会儿又东方思想，她总能跟你讲理。”
2005年，张培仁到了北京。他想见张，就给他写信。但是脑子太乱了，他写了个晚上，却都只是凌乱不堪的字句，写不动了。他拿着张培仁给他的信，给人看，告诉别人那是一封多么富于深意的信。他也回了一封信，倾诉衷肠，他说他热爱音乐。面对着自己的好朋友、唐朝乐队的贝司手张矩的忌日，他说，比起音乐，我是个屁呀!
他没有能力承担自己的生活，无力面对它。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不知道世界怎么了，也不知道音乐怎么了。其实他什么也想不大清楚。正如他自导自演的纪念红墈十周年，黑压压的人群，他是主角，还有那件蓝色的海魂衫。
有时，坐在后海胡同里的一个小茶馆，他在院子里静静喝茶，看书。春天的树梢长出了些嫩芽，他洗了个澡，穿着干净的衣裳，没刮胡子。这个时候，他会冲你友好地笑笑，然后给你静静讲过去的故事。
“铁蛋”的美好时光
“我是在后海的大院里长大的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候。都是各种文艺活动，跳舞、演电影，《四个小伙伴》，演了不止一个电影。每到“十·一，五·一’，老师都带着我到处演出，柳琴独奏，曲目叫《跟着华主席向前进》。我从来不会唱歌,就唱歌不行。”
“上一年级时，大家都是自动铅笔，我是传统的中华什么的。班里没人的时候，我就拿了别人的自动铅笔，就这样搁在自己的铅笔盒里。第一次偷东西，处分倒没有，但别人骂我，我就开始打架了，出手打人了。”
“最小的时候，是在丰台的爷爷奶奶那个大家族，在农民的院子里。那边算京郊，农民的那种，我们家还有菜地，有排水系统。物质是很贫乏的。好吃的就是点心渣。
“我的小名叫“铁蛋’。有一次我耳朵疼，进医院看，进去一个蝌蚪虫。童年就喜欢海军衫，爷爷带我去买衣服，那时有两种衣服价钱差不多，一种是纯蓝色的短袖，一种是海军衫我就选择了穿海军衫。童年我们家有一个马路沟，京郊的排水系统，很科学的。我就钻进去玩，挺野的。我们家有猪有鸡，我小时候跟猫打架，把猫打跑了，据说基本是属于虐待动物。还有老是跑进猪圈和猪一起玩，听猪哼哼，揪猪尾巴—一这都是听我妈讲的。”
“那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开爷爷奶奶的家，跟着父母进城了。我大哭了一次，性格特倔，闹得他们连夜又给我送回去一次。”
“那时候我妈带我去儿童医院看病，喜欢一个小手枪，才几毛钱，最后没买忘了，但我特痛苦。我五岁以后才会说话，尿炕到十几岁，拍电影的时候还尿炕。”
“小学有一个老师叫大张，住在白塔寺胡同。从我一进学校就特别喜欢我，广播站搞文艺活动，他发掘了我。我印象中，就他特别认同我。还有就是跳舞，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我去少年宫，后来又去中央台银河少年艺术团。在少年宫，和一大群小孩演戏，我演张乐平的《猫》，是儿艺的演员给我们排戏。我们呆的那个班，有七个孩子都是中央歌舞团的孩子，我拍完电影后反而遭嫉妒。我不是小队长，也不是中队长，别人活跃的时候我就活跃点，别人不活跃的时候我也不活跃，那时候我练琴，学习一抓就好点，不抓就放下了。比较好玩的就是和附近大院的孩子一块玩。”
“我十五六岁就到处弹琴走穴，接触社会了。年龄小就接触成人，接触好多事情，接触摇滚乐。回忆起来第一爆发点，是在1989年。胡耀邦走那天，我特别早就听广播知道了，就一直走走走，走到天安门广场呆着。当时才20岁，没什么政治主张，既不是学生，又没有单位，属于人渣子了。
上学时要是不做音乐可能就上黑道了。我成熟晚，不知道人情世故，只知道喜欢音乐。家境中上等，我没走歪路。1980年代，我走上摇滚之路是因为两个事情，一个是纪念长江第一漂的英雄（编者注：尧茂书），一个是1986年的援非义演—我们有的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。”
那是青春的热病
“头上的包，有大又有小，有的是人敲的，有的是自找。”
有些无调、有些戏谑的歌词。年轻时的愤怒、忧伤、欲望、天真和率直，一览无余。
“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。”那是一个20出头的小孩子的直白的爱情。带着身体的欲望，青春的狂想，时代的美梦，质朴又浪漫。“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的床，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，我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，任你品尝。”
摇滚专辑《垃圾场》已经发行12年，何勇感到意兴阑珊：我不想靠音乐活下去了。
依然有着青春期的孩子，在长高，荷尔蒙有时太多了，就拿起电吉他，前仆后继。那是青春的热病，像天花，总是要这样挥霍过，后悔过，放弃过，然后就好了，回到办公室里。如果有一天，你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微笑着说“我当年也是搞过乐队的”，你会想，青春多么相似。命运是很平等的，没有谁比谁更幸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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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原标题《何勇：不想再依靠音乐活下去》，转载自吴虹飞2007年出版名人访谈录《这个世界好些了吗？》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图片上的人大家都认识吧？至少认识王菲吧。